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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褪去的记忆
(发表在第十二期《宣恩文史资料》)
1981年秋风乍起的时节,也许是今生缘,不满19岁的我,分配到湖北省宣恩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此时距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不到半年,距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正好一年。时值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全国人口突破10亿,人口的重负使中国高层深感切肤之痛,终于不得不痛下决心:《公开信》发表,“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写入宪法,实行计划生育被列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几个指示和决定,党和国家领导发表了一系列措词强硬、铿强有力的讲话,无不让人感觉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兼任国家计划生育委会主任到少将出身的钱信忠领衔全国工作,政府在人、财、物的大量投入,直接促成了计划生育工作声势浩大的开展,演绎了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最为“悲壮”而且最为刻骨铭心的岁月。我1981-1989,20-29岁在宣恩计生工作的日子,终生难以释怀,记忆永不褪去!
贡水绕珠山
亚热带季风湿润型气候带来了年均近一千五百毫米的降水量和上游繁茂的植被,让县城边的贡水永远在舒缓的河床上悠闲地不尽流淌,层层绿波是那么多情和惬意。快二十年了,贡水在我记忆中仍然无尽地流淌,编织着永远编织不完的“纹澜”。贡水从西南绕着珠山东去,终日向珠山上的宝塔倾情诉说,讲诉着贡水两岸昨天和今天发生的故事。
阳春三月、沿河而行,两岸成片的金黄的油菜花中,翻飞着嗡嗡的蜜蜂,潮湿的空气中飘散着花粉般质感的微尘。不时能看到几棵盛开的桃花,听到远山布谷鸟悠远啼鸣,低湿树荫下还有株株野生春兰。清明前后更有含情脉脉的带雨梨花,似乎在深嗅来自伍家台飘来的新茶清香,好茶亦如好酒,一杯碧绿的清明贡茶会让人物我两忘。立夏时节两岸洁白桔花香风阵阵、六月荷塘叶绿花红。八月丹桂飘香、柑桔满枝。即使在严冬,也能偶见腊梅点点、凌寒独开。
宣传《公开信》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据说,这是中共中央除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外,还是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向全社会发布指示。和平了30多年的中国,人口在50年代到70年代高速增长后, 在巨大的人口惯性下要急刹车谈何容易,计划生育工作在老百姓心中的极大抵触情绪,民意与国情相去实在太远太远了,在计生办工作的人员,得到的不是社会的青睐,而是鄙夷地目光,有能耐的人是不会从事这种职业的。当时的计生办副主任(没有主任)是何菊枚,计生办还是盛桂兰、郭建明、李平等人。我去时本来让我接郭建明的会计工作,但我百般推脱,最后我还是接了统计和宣传工作。
当时《公开信》宣传热度未减,一些中国惯用的手段屡试不爽:标语、广播、宣传栏、宣传车、大街上播放录音等等,主题就是一个----中央《公开信》,还辅以人口知识、避孕节育知识的宣传。计生办有一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配给的卡式录放机(还有一台式计算器),据说当时价格就有300多元,着实是件宝贝,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台录放机,忍不住一会儿去动一下。录音带的内容是李平请县广播站播音员陶小秋录音的,陶的嗓音圆润、读音标准、吐字清晰,在当地是个名人,后来调到省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去了。我们就拿着这个卡式录放机、找一张桌子,在新华书店门前(当时市中心)宣传上了,反复地播放着以《公开信》为主题的宣传内容。因为录放机在当时是少见的,常常有一大群人围着静听,然后对录放机投上羡慕的目光。工作虽然单调,但心中却充满无限激情。
街头宣传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次年1月,我的同事李平要随其父母调到湖南省宜章县卫生局。1986年7月我在南京上学放假时,还专程去宜章看望他们一家人,受到热情接待。
传达中央《指示》
1982年对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来说,应该说是最不平凡的一年。1982年3月13日,新华社播发了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中央将计划生育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要求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这是中国推出的第一项“基本国策”,一个“独生子女时代”开始。这个文件在会议上传达的时候,不许翻印,只许记录,在县委会议室,各公社党委书记、主任只能做笔记。回公社传达时,大家希望能得到全文,打电话到县计生办,我严格按原文以记录的速度将其朗读,直到对方记录下来为止。10多个公社,几乎每个公社都这样来一次,每次大约得1个小时,我用了两天多时间才使每个公社有了传达的文稿,以至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文件我几乎可以全文背颂。但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接电话耳朵就嗡嗡地响。
这个文件以少有的严厉措辞,阐述了计划生育的重要性、生育政策和对党委政府的要求,对缓解中国高速人口增长的势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也出现了很多不尊重人权的强制现象,辅以这个文件,还有不少中央领导铿锵有力的讲话批示。多少年后,我一直试图找到这个东西的原文,但怎么也找不到了。即使有了互联网,也搜不到全文。
结扎一万二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发出后,时年9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总书记再次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宪法》中,将“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写入了这个国家的根本大法。省地也下发了相应的文件,特别是附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表”,规定了基层在一定的时限内必须完成的结扎、上环、引产任务数。
基层的党政干部有了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这个锋利的“尚方宝剑”,放开手脚开始了一场以“环、扎、拿(引产)”为主要标志的计划生育“大会战”。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一起动员,全县上下热闹非凡。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在各项指标前表现出了对党的事业的忠诚,领导必须带头、党团员必须带头、村干部也必须带头,结扎从我开始、从我亲人开始成了一道强有力的号令,加上这年的“严打”的震慑,轰轰烈烈的大会战就这样发动起来了,出现了许多全家甚至全村哭送结扎引产妇女的“悲壮”场景。各公社的医院、公社办公地人山人海,挤满了前来结扎、引产的妇女,肉蛋糖价格为此大涨。医院没了地方,多数人被安排到各单位办公地或会议室等场所,在地板上铺些稻草,放上她们大部分自带被褥,在那里等待手术或术后休息。
有农村妇女说:天下男人你们扎不完,扎了我男人还有的是男人让我怀娃。于是有了带着浓郁北方口音、还有几点麻子的县长按照上级的决定:要求全县以女扎为主,这叫“关总闸”,关了“总闸”,看你再找谁去?
公社卫生院的手术室也很简陋,面积也有限,有时同时开几台手术,手术医生不能下台,换双手套再做下一个,医生开始打擂比着干,完成一个女扎的时间好多手术医生只要7-8分种,受术者也认为谁快谁医术高。由于卫生条件不好,辅助诊断设备不全,医护人员严重不足,有不少术后感染导致近期或远期后遗症、并发症,甚至死亡的案例。有一个公社在女扎时,先是护士给剃毛备皮,护士忙不过来,就让干部帮忙,干部以男性居多,自然不便动手,只好将备皮刀交给受术者本人。这些受术者边剃毛边调侃:我们哪像你们这些男人呀,都会用刮胡刀,我们这“胡子”从来也没刮过呀。有不少妇女拿刀不会用,把自己划得一道道血口。
这一年,全县结扎了12000多人……
电话777
声势浩大的工作自然会涉及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使许多部门和人员对计生办开始报复。乡村计生人员及亲人不时遭遇“袭击”,被打被骂,牲畜被毒,庄稼被毁,住房被砸等时有发生。就连邮电局这样的部门也在电话号码上做计生办的文章。
在南方,数字7读“拐”,而“拐”字有坏、让人讨厌、拐骗的意思。1983年,县城上了程控电话,各单位都欢天喜地地淘汰了纵横式手摇电话,换上了三位号码的新方式拨号电话。只有县计生办的人员特别是领导乐不起来,因为县邮电给分了个777的号码,一读这个号码,就是拐拐拐,使人自然联想到县计生办是一个坏的、让人讨厌的单位,肯定还有一帮坏的、让人讨厌的工作人员。不久,电话升号,加上了一个数字更让人难堪,前面加了个2,变成了2777,这个2有二百五的意思,特别与那么多7连到一起,计生办和其工作人员不仅坏,而且是一帮二百五。这个号码在全县传得最快,知道的人也最多,不时有人打来电话奚落或漫骂一番。认识的人一见面,只说:“哎,2777来了,哈哈。”让你只能无奈一笑。
生气的不只是工作人员,主任更生气,找邮电局领导,人家推说这个号只是随机分配的,没有什么特别意思,不要往歪的想,只是打打官腔而已。
母亲仙逝
1983年1月1日晚9点许,姐姐打电话说母亲病重。2日早赶到恩施,见母亲因脑溢血深度昏迷在病床,正在抢救。母亲听我深情呼唤后,虽不能语但泪满双腮。医护竭力施救、子女精心侍奉,最终没能留住这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7日晚11时,一颗勤劳善良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终年63周岁,葬火焰山下、岸云河边的翠竹林旁。母亲逝世让我哀伤致极,作歌以记之。
母姓谭氏讳宗祥,勤劳恭俭又善良。
神女溪头龙骨坡,翠竹林晚蔷薇香。
五四青运风云起,时年出生在故乡。
年幼双亲抱病亡,时时因此多感伤。
从小不甘裹脚苦,白天虚缠夜偷放。
叔家篱下渐长成,亲女一般置嫁妆。
十七八岁嫁刘家,生女一对子两双。
中年我父因公去,一家生计苦担当。
箪食瓢饮亦自乐,不为稻黍弯脊梁。
即使三天不吃饭,也得扮作卖米样。
嗟乎子女俱长成,我母鬓发早如霜。
生存重轭刚却去,积劳成疾遭病殃。
七日生死苦挣扎,子孙日夜绕病床。
人间医术留不住,天道不公怨上苍。
跪棺持锄挖黄土,三周坟头送灯亮。
高天厚土恩德远,音容永驻我心上。
渐露头角
198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了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会口公社黄田大队被抽中。培训是在武汉东湖宾馆进行的,毛泽东当年曾长期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称它“白云黄鹤的地方”。培训的内容就是抽样调查的技术文本,调查时点是9月1日。我在前一天就爬到了这个距会口公社还有1-2小时山路的黄田大队,这是一个四周环山的小山顶“盆地”,约400多人,居住大多是土家族和侗族人,有100多育龄妇女。我在黄田大队里工作了3天,走遍了所有育龄妇女家进行调查,调查质量当然是一流的。我下山到会口公社的时候,地区计生委的领导在那等着象欢迎英雄般地接见我呢。汇总调查数据时,我县最早最好完成,地区又推荐我到省里参加汇总,引起了省计生委业务领导的注意,后来被评为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先进个人。地区计生委钟科长被抽到国家计生委,以后代表地区上省报表的工作(实际上是业务年会)就落到我肩上,直到1985年。
也是在1982年,县人武部搞了个预备役调查,抽我去调查,质量自然没说的,人武部领导几次要调我去工作。1984年9-10间,县信访办接到群众举报,说一个很偏远的大队有人偷取节育环,信访办领导很重视,抽调我一同办案,我们在长潭公社下车后,步行了5-6个小时才到那村,住在一家老百姓家,开始到一些相关住户调查核实,一呆就是7-8天,最后园满完成了这项工作,事后这位主任多次要调我去,被我婉言谢绝了。
县公安局户政科更是如此,每年的人口年报时,我都去代收代核代汇报表,计生系统也需要人口统计的数据。后来成了习惯了,每年1月他们打电话:快报表了,过来上班吧。报表后,户政科的领导诚心诚意地说:你别走了,就在这上班吧!说真的,当时真动心了,但后来的一件事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1987年秋天,我被推选为县政协委员,在当时我是最年轻的委员之一。在政协会上,我积极献言献策,提写议案,努力当好一个合格的政协委员。
南京计生学院
我一直渴望能再上学圆我大学梦。
上班后,我从李微那借来了初中、高中所有课本系统认真的复习了一遍,并四处寻找能上学机会。也许正应了那句话: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1985年5月,地区(1984年改州)计生委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南京计划生育学院1985年首届招生了,通知我5月份准备参加考试,而且全州只有2个报考名额,指定考试内容是文科。我狂补了20多天,到了武汉准备参加考试时又接到了通知,要考理科。我立马到书店买了套理科复习资料,在旅店恶补了两天,第3天就入考场。和我同去的来凤县的同志,也许是太紧张,竟然在考前一天又拉又吐的折腾了半宿,找医找药的事自然是我的了,为此担误了不少时间。
参加这次考试很顺利,8月份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南京计划生育学院管理系人口计生统计专业录取了,9月初开学。这个录取通知书改变了我去公安局的打算,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南京计划生育学院是国家计生委主办的唯一高校,座落在南京紫金山下、玄武湖畔的锁金村,距明孝陵、中山陵、鸡呜寺、总统府、梅园等名胜都很近。这所学校条件很好,学生4人一个房间,学校提供包括被褥饭碗在内的所有日用品,而且全是免费的。学员来自全国计生系统,不到150人,分3个班(管理一班、管理二班、统计班),素质都很高,湖北省当年去了麻城市邹世和、武昌区邹琴、枣阳市朱顺国、广济县张国民和我5人。
在学校期间,系统学习了人口学、统计学、管理学等20多门课程,特别是学习了当时很少有的计算机,学校还邀请有外籍教师来讲课,使我眼界大开。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和睦相处,亲如兄弟姊妹。开学不久央视“九洲方园”节目去专访,我班壮族同学罗慧群代表学生接受采访。学校教师也很谦逊,没有什么架子。特别是我的英语教师顾宁生,妻子是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的妹妹,非常和蔼可亲。每次我们担心英语考试不合格时,他都说会给我们“hint”(暗示),保证及格。系主任陶勃是国家计生专家委员,他对学生很熟悉也很热情,我曾推荐给他两个学生他都接受了,并给予了照顾。
在学校期间,我收获了学业也收获了爱情,与一位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同学恋爱了,并后来结婚,成了我1989年3月离开宣恩的原因。
岭上开遍映山红
江南四月,春风阵阵,清泉淙淙,鸟语花香,满目苍翠。1983年这个时节,我到宣恩县中间河公社下乡,过了长潭河公社,汽车盘旋在逶迤的山路上,不时有土家的吊脚楼和缕缕炊烟映入眼帘。公路不宽,沙石路面,新雨过后,绝少扬尘。阵阵山风刮过,总还夹杂的阵阵花香,馨人肺脾。汽车在山路上行了多时,到了山顶,隐隐能看见点点花红,走近看才发现这里不管是阴坡阳坡、溪谷山岩,还是林中林缘、荒草灌丛,满山遍野的映山红正疯狂地盛开着。锦若红霞的映山红,在翠绿的枝头,开满了深浅不一的红花,嫣红一片,有的数朵钟状或漏斗状的花朵组成,宛如有一个饱满的绣球,璀璨如锦。杜鹃花枝叶扶疏,有的千枝百干,有的郁郁葱葱,俊秀挺拔,有的曲若虬龙,苍劲古雅。有数平方公里,叫“花海”一点不过份。大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岭上开遍映山红”的歌来,歌声和眼前景色交融,成了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后记
1989年3月,我调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口计生委,先后任科员、副科长、主任科员、科长。认认真真学习,扎扎实实工作,坦坦荡荡为人,连续多年被市政府评为模范工作者、全市计生先进工作者,多次受到政府嘉奖。被评选为牡丹江市劳动模范、牡丹江市知识型职工标兵(全市10人)、学习型家庭标兵。先后在国家、省、市级专业报刊发表了学术论文30多篇,出版了《岸云集》论文集,编辑了多个计算机软件,做了很多创新性工作,在黑龙江省人口计生系统公认为“精通业务、敬业爱岗”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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