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民主》读后感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不只在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而且在非洲也很普遍。既然不管肤色、人种、文化、信仰和传统，差不多各国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那就说明这种制度的适用性不存在地域、人种或文化差别。
　　民主固然是一种崇高的价值理念，但它显然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高效率和政治的稳定和清廉，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实践指向了相反的结果，至今世界上成功的民主国家也只是少数。例如印度是有民主，但其经济增长不是远落后于中国吗？拉美国家早就搞民主，但其经济不是照样落后吗？但民主和法治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没有人说“只要有民主，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就无忧无虑了”，民主和法治自身不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收入，让社会事半功倍，让同样多的努力创造出更高的财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人们辛勤劳作而挣出来的，来的很辛苦。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减少，那么，中国人的勤劳所能创造的收入会高多少呢？决定经济增长、经济产出的有以下四个要素：制度结构（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自然资源禀赋，如离海岸河流的远近、石油、各种矿产的储藏情况；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快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一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人们的收入照样可以高，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例如中东国家、俄罗斯等国家都没有太多制度资本，劳动力资源也有限，但靠石油、天然气、矿资源等他们也很富；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则正好相反，没有什么自然资源，能源、矿资源都靠进口，甚至连土地都很少，可这些并没妨碍他们致富，靠的是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资本；美国几乎在所有四个要素中都突出，所以它的经济最厉害。中国行政开支过高，官员队伍庞大。行政管制、审批繁琐，拖延企业发展。对契约权益、私人产权保护不力，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抑制民间创业倾向。所以中国人每天需要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需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制度障碍。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一样能增加收入。
　　以往的许多看法是，民主法治或许不错，但那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中国几千没有这些制度不也过来了吗？我们应该认清，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每个人的利益的问题，这一点无西方、东方的差别，所以，民主制度虽然首先在西方出现，但它是适合全人类的东西，当然也适合中国。从历史角度看，操作层面的民主制度结构是很现代的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今天我们熟悉的不分男女、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20世纪才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民主制度既不是西方古老的传统，也不是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老传统，对全世界都是相对新鲜的事。所以，如果拿较长的历史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其它国家，哪个国家都没有很久的真正民主制度的传统。也就是说，拿中国过去几千年没有民主来说明民主对中国不重要，没有意义。当然，关于人权和民主的思想，最早可以追回到古希腊、古罗马，但是，在较大范围内将权力制约机制制度化、通过公民全体投票解决“谁来监管监管者”这一终极难题，还是现代的事情。显然在西方民主发展史上，学者通常将公元1100年英国国王颁布的《自由宪章》看成是开端性的文献，或者把后来1215年颁布的《自由大宪章》称为民主的开端， 但那些文献更多地是国王单方面的许愿，代表一种理想状态，还并没有独立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架构，换言之，既使国王自己变脸或根本不顾自定的规矩，英国当时除了革命以外，还真拿他没办法。这就好像中国过去百多年的经历，民主自由理念于19世纪进入中国，但真要将其转变成一种操作层面的均衡状态，没那么容易，晚清、民国时期都试过，可结果就如我们所知。自1215年后，英国摸索了近5百年，到1688年才算推出了可操作的、各权力部门相互制衡的宪政民主制度架构。但是，直到1832年前，只有拥有足够财产的英国男人才有投票权。在美国，投票权以足够财产为条件的法律到1858年才结束。德国直到20世纪初，有钱人每人三票，中产者两票，普通人只一票。妇女的投票权就更是20世纪的事情。所以，现代民主制度是非常近期的事情。非洲、亚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则多是二战之后才推出民主制度的。相对于几千年的专制体制，不只是在中国，而且在其它国家的民主运作经年还相对较短。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是：为什么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普遍人类制度只是过去一百多年才有？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能帮助我们看清楚民主不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而是涉及每个人的利益的问题。事实上，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制约权力、保护个人利益的需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传统专制制度所能对民间利益构成的侵犯在近代之前相对有限。以中国为例，晚清之前，中国既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运输系统，又没有全国性的现代银行体系，中国的第一个现代银行—户部银行成立于1898年。在那种情况下，即使皇帝想要调配全国各地的资源来重点发展一个地区(例如首都)，其运输、调动资源的能力也很有限。一方面他没有遍及全国的银行帮他收集民间储蓄，另一方面要把华南、华东的资源调到北京谈何容易。换句话说，除了征税和制定某些商业规则外，在当时缺乏规模交通运输网以及银行体系的情况下，尽管皇帝和其朝廷文武并非民选的官员，但天高皇帝远，他们对社会能造成的破坏相对有限，贪污腐败风险也远远不如现在。今天一个小小的处长、银行支行经理就能来不来挪用、贪污几个亿，甚至几亿美元，这是连原来的皇帝都难办到的。原来的交通运输技术与金融技术落后，无形中帮了老百姓的忙，从效果上制约了专制的破坏力。但工业革命之后，情况变了，铁路、轮船、飞机、电话、网络的出现，在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当权者调动民间利益的能力。与之相伴随的社会财富的货币化、金融票据化，这一切使得权力者可以进行比过去大许多数量级的掠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权力进行制约，如果人民没有选择当政者的权利，那老百姓的权利和财产就无法安稳。所以，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普及的过程跟工业革命、金融革命同步，或稍微慢一拍，就不奇怪了。是工业革命、金融革命强化了的利益格局，要求有更可靠的限制并制衡国家权力的民主。显然，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选择民主制度，不仅仅是对一种抽象的崇高价值的追求，更是非常现实的需要。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不能把人民的福祉寄托在统治者的善意和保证上，而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2008年单位读书活动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