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生殖健康与中国计划生育的价值基础不同，也就决定了两者不同的运动机制。 　　从生殖健康定义看，生殖健康强调的是个人权利以及社会所提供的服务。因此，以服务为主要内容，是生殖健康这项活动运行的特点。而中国的计划生育，由于对人们所负的社会责任作了相应的规定，为了保证这些规定的落实，政府制定了相应的行政约束手段，从管理方面分析，中国计划生育是以行政约束手段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虽然进入90年代，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计划生育部门也有一个如何转变职能的问题，计划生育将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以优质服务为主的方面转化。但这种转化还只是开始，即使今后优质服务更加完善，力度进一步加大，在群众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仍有一定距离情况下，行政约束手段难以取消，也较难改变以行政手段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中国计划生育工作行政约束手段之所以难以取消，是因为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尖锐矛盾。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人均收入水平一直被列入低收入国家行列，众多的人口延缓和阻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中国政府提出了明确的人口控制目标和制定了严格的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约束。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家庭计划生育严格区别。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家庭计划，没有像中国这样提出明确的人口控制目标，也没有制定公民一定要遵循的生育规定。为了保证国家制定的生育政策得以落实，中国政府采用了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组织的多种手段对人们生育行为进行约束。这样才能缩短以至消除生育政策与群众生育意愿的距离，舍此难以达到迅速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如果仅仅通过宣传、技术咨询服务，以使育龄人群能够获和获得适合自己需要的安全、有效的生育调节方法，获得适宜的生殖保健服务，就能达到促使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达到彻底消除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的距离，最终达到尽快控制人口增长目的，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人们的生育观念或生育意愿不过是现实的经济条件的反映，在现实的经济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仅仅通过宣传、技术咨询的服务要达到上述目的没有可能，必须多管齐下，才能达到目的。 　　许多发展中国家情况与中国类似，但由于在人口控制采用了不同的运行机制，最终的效果差别很大。中国由于对人们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个人在生育上作了一些牺牲，却在较短时间使全国人口得到有效控制，不仅现在受益，也有利于将来的发展。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较高，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尖锐矛盾，但由于生育是个人决定，尽管社会提供了生殖保健服务和知情选择，却难以改变高出生率现实，陷入了人口与经济的恶性循环。